天则经济研究所:租金飙升、消费下降与“金融难民”

租金飙升、消费下降和金融难民是同一来源的三个支流。贫富差距日益扩大和社会收入结构恶化是根源。

2018年7月,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率降至8.8%,这一低消费数字上一次出现是在15年前的通缩时期。

这意味着近年来居民收入增长相对有限。

同时,2018年前7个月,居民个人所得税总额为9225亿元,同比增长20.6%,超过2015年全年水平。

这反过来意味着居民收入大幅增加。

两个极其困难的数据指向两个相反的方向。

唯一可能的解释是,中国的贫富差距正在迅速扩大。

社会收入的加速分化使得经济和社会呈现出不同的脆弱性。

如果时光倒转20年,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随着大量乡镇企业的出现和城市市场经济的建立,中国真正进入了改善收入结构的阶段,最低收入群体获得了更大的经济改善机会。

每年平均有2000万新移民涌入城市。正是他们肩负着中国城市化的重任,带来了城市的繁荣、中产阶级的崛起以及经济和社会的稳步发展。

然而,社会收入结构的改善从2011年开始发生了变化。农民工收入增长率从2011年的21.2%快速下降至2017年的6.4%,仍未达到当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

也是在2011年左右,城市职位空缺空与求职者的比例首次超过1,到2017年底,平均有1.22人竞争一份工作。

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越来越缓慢,人口流动逐渐放缓,就业机会大大减少,这意味着经济社会结构逐渐固化。

为了抓住机会改变自己的命运,年轻人只能选择流向少数中心城市,那里仍然有机会增加收入。

这就是最近北京、成都天府新区等地租金飙升的原因。

即使没有土地转让系统来提高住房成本,即使没有资本来预测租赁市场,一些一线城市的租金上涨几乎是必然的。

贫富差距总是自我强化的,房租上涨只是开始。

在年轻人集中的城市,食品、服装、住房和交通费用有迅速上升的风险。

带头持有资产的富人阶层、盯着市场的资本以及因成本上升而被迫提价的行业,似乎正在无情地从渴望跨越这个阶层的年轻人那里吸取血液。

然而,它与道德无关。收入结构开始恶化的每个社会似乎都经历这样一个过程:年轻人必须付出更多的经济代价才能获得更少的社会资源。

相应地,大多数人没有机会使他们的收入达到另一个水平。

消费下降的明显趋势就是在它们身上表现出来的。

瞄准低端消费市场的尝试取得了成功,但满足了消费退化的社会需求,这与高达尚的企业伦理和知识产权保护关系不大。

消费水平确实反映在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率的下降上。

食物、衣服、住房和交通是居民和企业的基本生活费用。随着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总消费数据的增长率是宏观经济中相对稳定的指标。

这一宏观指标的趋势下降表明,除居民外,许多企业也在削减食品和服装,增加收入和削减支出,为他们工作的员工不得不相应地选择降低消费。

另一方面,2000年左右开始工作的中年人享受到了社会收入增长的完整阶段。他们大多数人都积累了一定的财富。随着税率的提高,个人所得税数据也在快速增长。

那么,从现在开始,那些完成收入增长和班级人数增加的人真的安全吗?收入分配的恶化及其造成的经济和社会脆弱性不会让任何人掉队。

保护财产和获得财产一样困难。

加上经济周期的低迷,无产阶级对财富保值和增值的需求在空之前就上升了。

因此,人们只看到拥有数千万个人财富的人仍然整夜睡在马路上,只是为了再次买房。各种财务管理、资金和信托基金已经从该行的资产负债表中流出,数亿私募股权投资者和风险投资者仅投资了几个项目组合的空展馆项目。

一些地区资本的相对过剩甚至溢出是改革开放以来最惊人的经济现象。

不幸的是,无论资本在哪里流动,都有可能产生金融难民。

原因之一是资产价格的不稳定。

2015年,a股指数在15个交易日下跌30%,市值蒸发26万亿元,人均账面财富缩水50万元。

2018年初,a股的总市值在10个交易日内又蒸发了5万亿美元。

近年来,随着股票市场的下跌趋势和债券市场违约率的上升,大量基金和信托产品正努力维持其资本。许多基金经理表示,他们承受着巨大的压力,猝死和跳楼的概率远远高于社会平均水平。

至于风险资本涌入的所谓高科技和新经济领域,许多人既擅长接受政府补贴,也擅长接受私人资本。

即使是独特的房地产行业也因其美丽的树木和森林而受到风的驱动。为什么只有房地产的价值没有下降?事实上,如果房地产价格暴跌,不仅会造成数千万金融难民,中国经济也会跟着下跌。

另一波金融难民来自投资和金融陷阱。

在美国已经积累了10亿张彩票的人总是希望他们的财富能够得到保存和增加。这本身是可以理解的,但在投机者眼中,这种需求本身已经变成了肥肉。

2018年7月,杭州黄龙体育场和江干体育中心成为P2P投资者的难民营。成千上万的投资受害者聚集在这里等待不确定的结果。

此外,还有各种在线金融项目和数字现金项目。专为富人设计的陷阱不胜枚举。许多人偶然成为金融难民。

收入差距越大,资本就越贪婪。当地市场的资本盈余越多,金融欺诈就会越多。

租金急剧上涨、消费下降和金融难民的出现实际上是一个来源的三个支流。贫富差距日益扩大和社会收入结构恶化是其根源。

这三种现象直接冲击了当今社会的三个快速点:穷人在主流经济进程中逐渐边缘化,富人面临着资产淘汰的巨大不确定性,夹层夹在中间。

这三条支流相互交织,表现为经济增长乏力和金融混乱加剧,由此引发了许多社会问题。

减缓贫富差距的恶化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最好的思维方式仍然是帕累托改进(Pareto improvement),即最大化低收入群体的经济增长机会,同时避免掠夺富人和帮助穷人的过度发生。

正如1990年代中期所做的那样,所有人的收入都增加了,但穷人的收入增加得更快。

现在,中国经济本身正经历潜在增长率下降的痛苦。依靠收入增长率的差异来缩小贫富差距变得越来越困难。

迫切需要以下几点。

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需要大幅减税,而税收制度本身需要尽快从流转税转向直接税,以增强微型企业层面的经济活力。

还有必要改善和加强医疗和教育等社会保障网络,重新树立服务型政府转型的理念,尽可能确保收入下降群体能够实现软着陆。

稳定经济,特别是金融部门的政策预期也特别重要。一夜之间改变或一刀切的政策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大量资本流入和流出。没有长期预期的资本将不可避免地被盲目投资。

如何度过2018年可能直接决定中国未来20年。可以说,它是一个关键节点,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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